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于1957年逝世，享年65岁。然而，对于他的遗产，仍不能如考古学教科书对已经作古的学者所做的评价一般，用习见的方式加以总结。许多认识他的同僚，仍然和以前一样，要么把他看作一个充满灵感的人物，要么认为他走火入魔，中邪太深。在年轻一代的英国考古学家眼里，他既是一位想要叛逆的严父式人物，又被尊为羽翼丰满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权威。他浩瀚渊博的著作，以重点和方向的多变著称，而由于不同原因，终其一生，也未能被同时代的考古学家所充分理解或接受。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对于他的著作意义所持的争议，愈加热烈。虽然，就时间上说，我们离柴尔德还是太近，而无法全然不带感情色彩地评价他的著作，但是，我们能够开始对其具有世界意义与持久影响的理论基础做一番审视。
柴尔德于1892年4月14日出生于澳洲悉尼。1914年自悉尼大学毕业后，转赴牛津大学求学。因为受到亚瑟·伊文思爵士（Sir Arthur Evans）和约翰·迈尔斯爵士（Sir John Myres）的影响，他的兴趣由古典哲学转向史前考古学。两年之后，他回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参与了左翼政治活动，并一度成为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的私人秘书。1922年，他对自己祖国的政治感到幻灭而回到英国，并靠翻译、兼任教职以及在皇家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的工作为生。但是，他的大部分心血都投入东南欧的史前研究上。1925年，他出版了《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翌年，它的姐妹篇《雅利安人》（The Aryans）问世。
1927年，柴尔德就任爱丁堡大学新设立的考古学阿伯克龙比教职（Abercromby Chair）。于是，他成为当时英国仅有的几位专业考古学家之一。紧接着，他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奠定了他在欧洲和近东史前史的专家地位。
这些著作包括1928年出版的《最古老的东方》（The Most Ancient East），1929年出版的《史前期的多瑙河》（The Danube in Prehistory），1930年出版的《青铜时代》（The Bronze Age），1934年出版的根据《最古老的东方》修订并多次再版的《最古老东方的新认识》（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1927年以后，为了对他第二故乡的史前史有更好的了解，他也参加了苏格兰许多地点的发掘，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包括1935年出版的《苏格兰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Scotland）。
1930年代，柴尔德对文化进化论的研究兴趣日增。这种兴趣在他最畅销的两本书《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1936）和《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1942），还有两本比较专门的著作《进步与考古学》（Progress and Archaeology，1944）和《苏格兰人以前的苏格兰》（Scotland Before the Scots，1946）中体现出来。在这些著作中，他试图从文化发展中描述各种规律。他希望借此有助于对欧洲过去的一个空白阶段提供一种较为均衡的了解。
1956年，柴尔德从考古研究所退休，并于次年春天，在离家35年之后回到澳大利亚。同年10月，在攀登悉尼附近的蓝山（Blue Mountains）时坠崖身亡。
柴尔德的声望
在1920年代，柴尔德根据他对欧洲史前史，特别是公元前第二和第三千年的系统研究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他对这些材料的综述为一代乃至几代欧洲考古学家开启了如何对其进行研究的先河。在《人类创造了自身》出版之前，对柴尔德著作的了解主要限于欧洲考古学家。之后，他从一种唯物主义或理性-实用主义观点为近东文明发展提出进化论阐释，从而赢得了一种颇有争议的和世界性的声誉。
同辈考古学家尤其折服于柴尔德对欧洲和近东考古材料的详细了解。为了获得这方面信息，柴尔德经常周游欧洲，造访博物馆和发掘工地，借以积累专业知识和心得。他具有一种过目不忘的敏锐记忆力，这使得他能够从相隔遥远的区域器物中发现共性，而这种共性为那些地方专家所茫然不知。他有阅读多种欧洲语言的能力，以在各种无名杂志里辛勤寻找材料，并在他《欧洲文明的曙光》的各修订版中引用而著称。欧洲考古学家对此也十分了解，把自己的著作寄赠给他。斯图尔特·皮戈特教授声称，柴尔德最终将此视为不只是一种尊重更是一种权益，是对一名学者卓越成就的应得回报。
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柴尔德为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提供了他所发现的对他们自己材料分析有用的想法。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离世引发了考古学界前所未有的悼念和追思浪潮。著名的美国考古学家称赞他是“我们时代顶尖的史前考古学家”和“考古学界极少数最伟大的综述者之一”。在英国，皮戈特克服了英国人的谦逊，形容柴尔德是“英国也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史前学家”，而一位顽固的人文主义者莫蒂默·惠勒爵士（Sir Mortimer Wheeler）声称，柴尔德使得“对人类的研究几乎成为一门科学，而且也被这刚愎自用的科学所承认”。在其故乡澳大利亚，柴尔德被形容为“可能是最高产和被翻译著作最多的澳大利亚作家”。他的书被翻译成中文、捷克文、丹麦文、法文、德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日文、波兰文、俄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土耳其文。
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从一种历史视角观察柴尔德工作各个方面的研究。这就使对他的了解变得很有必要，因为自他去世以来的时间流逝，已经能使今天大多数考古学家自动排除从其原始背景来看待他的这些著作。反而他的观点因为与当时的争议有关而有一种被断章取义地引用或加以谴责的倾向。彼得·盖瑟科尔提醒我们，这样一种做法“有将历史仅当作虚构来处理的危险或予以认可或加以嘲弄……以便证明时尚态度的正当性”。
本研究并不关注柴尔德对特定考古材料的阐释，而是聚焦造就了这些阐释的思想。其各个时期的思想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不过，柴尔德思想的发展有足够的连续性，而为了便于人们了解他一生的工作，任何将其归于刻板阶段序列的做法是高度主观性的。我们无法将其思想以一系列范式的彼此取代来进行解释，一如托马斯·库恩（T.S.Kuhn）描绘的一种科学学科发展的特点。
塑造一位社会科学家思想的那些影响的复杂性确保了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是一种线性的过程。在某特定时段看似重要或有吸引力的许多思想，从长远来看会证明是错误的或毫无价值的。然而，思想的发生从塑造考古学理论的长远发展而言，只不过像突变单独对某生物物种发展所起的作用。考古学家最终会根据他们解释体量不断扩增的考古材料的功效来判断这些思想。这个选择过程有助于他们克服一时的错误和时尚，并发展一种累加的理论实体，以便增进和扩大对过去的了解。在不同考古学传统中常见的理论趋同，见证了这一过程的力量和必然。任何对柴尔德思想的评价必须考虑，在何种程度上，他改善和扩展对考古材料理解的能力，与其时代的总体发展同步或比其超前。这一分析必须考虑当时他所能获得的不断增加的材料，以及他所掌握的发现和分析这些材料的方法。
我们将从观察柴尔德思想的缘起，以及这些思想如何被他所修改，并形成较宏大的理论性系统陈述，并具有令同时代考古学家信服并获得启发的能力开始。那时，最重要的源头，特别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是高度成熟的西欧考古学传统。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它已经作为一门科学学科而确立。他的研究和著作主要采取的形式就是为这个传统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他的思想也受到来自苏联考古学、美国人类学，以及其他关系较为疏远学科思想的影响。他对哲学和政治学有一种附带的兴趣，并比他同时代考古学家更加关注证明考古学的社会价值。他的思想过程也明显受到他对当时社会和经济问题所做出的个人反应的影响。
争议
考古学家对柴尔德工作不同方面的相对重要性一直有不同意见。许多英国考古学家视其理论除了为其解释欧洲史前史的主要工作构建了主要框架之外没有什么意义。皮戈特把他形容为“一位伟大的综述者和系统分类者，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将整个欧洲史前史领域掌握在一个学者脑子里的人”。在其他地方，皮戈特谈道，“对于专业考古学家来说，柴尔德首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年代学框架构建者，他能够以学者的条分缕析来俯瞰欧洲全景，并总是能从考古学细目的史前密林中分辨出树木”。这种观点与传统历史学家如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相一致，后者认为事实是构建他们这门学科的坚实核心，而阐释被认为与个人观点无异。其他评论者如埃莉森·拉弗茨（Alison Ravetz）和彼得·盖瑟科尔同意柴尔德在自己学术生涯之末所下的结论，即他对史前学最有用的贡献是“阐释的概念和解释的方法”。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持中间立场。他称赞柴尔德“根据对具体文化组合的详细研究和非常清晰的方法论，用一种宏观调查取代了民族主义有限研究争论不休的矛盾”。伦福儒以持续不断的努力来对柴尔德的成果进行再阐释，其本身就是对柴尔德工作持久意义的证明。
与他们的观点相同，柴尔德对区域史前史的综述构成了他一生工作的核心，有些英国考古学家对其著作做了区分：技术性著作，主要针对学界同行；其他不太重要的推理性著作，主要针对大众。大部分技术性著作被等同于他的区域性综述，《欧洲文明的曙光》就是这类综述的祖型（archetyp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