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哪些书属于通俗一类也存在分歧。大部分考古学家同意，《人类创造了自身》和《历史发生了什么》属于这类；格林·丹尼尔添加了《社会进化》，而皮戈特添加了《进步与考古学》、《历史》与《欧洲社会的史前史》。拉弗茨十分正确地声称，柴尔德的“小册子”不是对他区域性综述的普及，而是他另一种学术性的表现。丹尼尔承认这点，他把《人类创造了自身》、《历史发生了什么》和《社会进化》形容为“本世纪迄今为止史前史宏大综述最重要的著作”。柴尔德的著作如不考虑这两种题材就无法予以了解。
美国考古学家对柴尔德的思想做了一种相关的二分。罗伯特·布雷德伍德声称，“如要了解这个人，就有必要强调柴尔德在人文学科的早期训练，以及他早年对历史唯物论的期许”。欧文·劳斯（Irving Rouse）说，“在柴尔德的兴趣与学术方法中有种尖锐而冲突的二分，这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他认为，一方面柴尔德是一位人文学者，比他同辈的其他学者更好地利用了归纳法，从历史学观点来对考古材料做出综述；另一方面，他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进化理论的强烈影响，这令他在撰写理论著作时，从辩证唯物论的立场来解释这些材料。劳斯认为，在后来的研究中，柴尔德采取了演绎法，这包括假设某些理论是真实的，并选择考古材料来加以说明。他有这样的看法，即柴尔德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无视与他理论相悖的事实。
对他英国的考古学同人而言，“柴尔德最大的谜团是，在何种程度上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苏联，对他的著作也表现出不同的看法。《苏联大百科全书》称赞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考古学家” ，而考古学家亚历山大·蒙盖特（Alexander Mongait）在他题为《资产阶级考古学的危机》的演讲中，坚称柴尔德没有成功“克服资产阶级科学的许多错误”，即便“他了解科学的真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并恬不知耻地自称为苏联考古学家的学生”。实际上，蒙盖特将柴尔德归入受人鄙视的资产阶级经验主义者之列。拉弗茨认为，当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古典主义学者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批评柴尔德没有把阶级冲突看作社会革命的一个基本要素时，他表达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认为柴尔德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因为他偏离正道，努力不够” 。但是，《古与今》（Past and Present）的主编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断言，柴尔德在他的考古学著作中曾设法“塑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力也许没有白花。柴尔德在牛津时的好友帕姆·达特（R.Palme Dutt）说，柴尔德一直“与马克思主义运动心系魂牵”，并声称正是柴尔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得他成为他的时代顶尖的考古学家。
盖瑟科尔同意达特的意见，即马克思主义是柴尔德第一本书中“贯穿始终的学术力量”，这使其著作成为一个逻辑整体。不过他认为，当柴尔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变得越来越完善时，他以一种令人失望的有限方式，就用这种理解作为解释欧洲史前史的一种工具。盖瑟科尔特别指出，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作用，柴尔德开始偏离了较为灵活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一种辩证互动。马克思本人从未厘清技术和社会互动形态之间的关系，而任何社会都是以这种关系来生产社会成员生存所需的东西。然而，他视“生产关系”最终决定了每个社会的“社会意识”在政治、法律和宗教上的表现形式。拉弗茨在柴尔德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和较晚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做了区分，她认为前者以一种天真、乐观和机械的理解为特点，而后者较为巧妙和原创。她说，在该时期的著作中，柴尔德意识到不大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现成地用于考古材料，他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考古学事实之间开启一种较有成效的对话。拉弗茨将此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贡献，其意义并未被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拉弗茨似乎将柴尔德的著作视为当时西方学者中流行的较为自由的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表现。
大部分认识柴尔德的英国考古学家，倾向于降低马克思主义在其著作中的重要性。惠勒说，马克思主义为柴尔德的阐释增色而非造就了这种阐释。皮戈特认为，柴尔德不时地尝试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看作是或许能证明对了解过去十分有用的模型。他也认为，“这位腼腆、理想主义和别扭的”澳大利亚年轻人很可能把共产主义视为社会的蓝图，其中知识分子享有一种光荣的地位，而里面的一位“外来者”会比较容易地承认其权威。尽管如此，皮戈特还是将柴尔德的大部分专业兴趣说成是一种“复杂的智力笑话” 。格林·丹尼尔承认，柴尔德充满情感和严肃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探索，以寻求考古学问题的答案。但是丹尼尔也指出，在他生命的终点，柴尔德对苏联考古学的学术性变得更具批判性，并认为这意味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厌倦。丹尼尔告诫说，因为柴尔德在政治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推测他在考古学上必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错误的。
格拉厄姆·克拉克对柴尔德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看法不以为然，并就这种立场对他著作的影响提出了有力的否定意见。他声称，马克思主义被柴尔德用于考古学后，在他中年严重影响到他的学术工作。只是到他生命的终点，柴尔德才意识到“他的主张欺骗了他”，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文化过程。然而，克拉克所说的表明柴尔德对马克思主义的幻灭的这段话，实际上是指苏联语言学家和史前学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Nicholai Yakovlevich Marr）的学说，1950年斯大林对马尔进行了公开的批判。
当柴尔德的工作成果斐然时，就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意见。劳斯显然认为，他的功力在去世的时候达到了巅峰，而拉弗茨认为他最后几年的工作是极具创造力的，如果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十分成功的话。克拉克说，柴尔德的创造性阶段在1930年已经结束，他进一步的研究因为深陷马克思主义而日趋衰微。马尔瓦尼（D.J.Mulvaney）否认，柴尔德1936年之后的文章大体上都是对老的论题进行修改或完善。而盖瑟科尔则认为，他1950年以后的著作因为拒绝考虑大量的考古学和民族志信息而存在瑕疵，他本应该用这些信息来检验他的假设。
其人其事
虽然柴尔德是一位高产作家，但是对于传记研究而言，他是一个棘手的话题。他显著的深藏不露、不愿透露其个人意见和反应，以至于在传记问题中进而对他学术生涯评估的关注甚至都产生了问题。柴尔德对他工作仅发表过两篇很短的评价如盖瑟科尔所见，“过于约略，无法给予读者有关他想法比惊鸿一瞥更多的线索，而这已经快接近他生命的终点”。其论著及大部分考古通信的非个人性质，赋予了蕴含其个人观点的罕见表达以特别的重要性，就像他专著中的引人注目——常常是暧昧的点睛之笔。这表明，不管我们对其个人信仰和感情知道得如何之少，但是将柴尔德简单看作其工作的具体表现是不对的。
对于柴尔德所谓的腼腆、社交上的笨拙以及缺乏亲密朋友的传闻很多。斯图尔特·皮戈特对他的外貌着墨尤多，柴尔德本人对此否认。而马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很不友好地形容他是如此丑陋，以至令他看一眼就感到痛苦。澳大利亚作家杰克·林赛（Jack Lindsay）觉得他的外貌“古怪而讨人喜欢”，并同时认为这可以说明他的含蓄。但是，格拉厄姆·克拉克对这种推测表示怀疑，指出柴尔德“就像其他男人一样喜欢照相”。皮戈特认为，柴尔德个人和学术关系被这样的事实而弄得有点复杂：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人，他在英国是外来者。克拉克和盖瑟科尔将他与欧洲的学术及感情牵连说成是对他澳大利亚籍贯的一种逆反。然而，林赛对柴尔德的描述认为，他的个性早在他离开澳大利亚之前就已形成，，他是在1921年认识柴尔德的。
最近，格林·丹尼尔对柴尔德是一个怪人和没有朋友的看法做了及时的纠正，他说“柴尔德是极为友善的人，很好相处，很会享受美好的生活以及许多认识和喜欢他的同事和学生的友谊” 。莫蒂默·惠勒也同样提到了他一贯和友善的热情好客。虽然柴尔德常常被看作是一位特别不善演讲的人，但是当研究生来找他时，他在时间上十分慷慨，在考古所的研究生中深受爱戴。在苏格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他和民众有广泛的接触。在国外旅行中，他求助外国同行，并和他们交朋友。他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柴尔德都能使自己融入各种场合，并为他的雅典娜俱乐部会员身份而感到高兴。他喜欢听戏剧、参加音乐会和打桥牌，并在朋友和学生陪同下远足和开车。虽然柴尔德远离政治，但是他小心谨慎地服务于各种杂志和协会的委员会。尽管他避免个人关系过近的纠缠，但是他显然不是愤世嫉俗，对社会的热情和责任也并非无动于衷。
虽然柴尔德十分明白他作为一位学者所取得的声望，但大部分认识他的人都因为他的低调谦虚而对其印象深刻。这种性格也许可以解释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还有就是他深受诟病的不修边幅。然而，柴尔德的谦虚被他无处不在的幽默感所补偿，从狡黠到滑稽模仿。他看来十分欣赏自己所穿的破旧而古怪的衣服。他曾穿着短裤冒犯过苏格兰人，并因身着澳大利亚宽檐礼帽和飘逸斗篷而让芝加哥公交司机大吃一惊。有一次他告知布雷德伍德，他所穿的破裤子是他二十年前在访问贝尔格莱德时所买，并想知道式样是否还行。
他对自己的寓所也毫不在意。因为与他同名，他明显对爱丁堡那家阴暗的“维尔旅馆”（Hotel de Vere）十分心仪。在伦敦，他挑选了一处名叫“莫斯科大厦”（Moscow Mansion）的公寓楼居住了一段时间。从1927年到1946年在苏格兰工作期间，柴尔德把自己当作一个本地苏格兰人那样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惹恼了那些反对任命一个外国人当爱丁堡大学考古学主任的人。他也喜欢炫耀自己的左翼兴趣，在信件上用西里尔字体签名，在漂亮的旅馆里索取《工人日报》（Daily Worker），并在他办公室里展示这份报纸，在公开演讲里引用斯大林语录。这些做法大体被说成是用一种顽皮的方式来吓唬中产阶级的朋友和听众，但也有人认为，这也很可能是故意所为，企图来掩饰自己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严肃性，并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社会影响。更有可能的是，这种举动只不过是他学术上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真实反映，基本上并不带什么政治（因此无害）性质。
柴尔德的同时代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是如何将这种玩世不恭延伸到考古学写作中去的。有人认为，《苏格兰人以前的苏格兰》中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是被设计来诋毁苏格兰古物学会的听众，并在苏格兰人中制造分裂。皮戈特说柴尔德把这样做看作是一种刺激的智力游戏，但是这种游戏容易让那些并不认为这是游戏的人感到困惑。
柴尔德对他的观点显然并非采取同等严肃的态度。他为某些人献身，对某些人试试分寸，并很可能仍然拿某些人开玩笑或认为他们有点古怪。然而，甚至今天的考古学家仍无法对他的各种观点归入哪种范畴而达成一致。虽然以比他对待自己更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他是不对的，但是猜测他对我们所不赞同的观点不够严肃也是危险的。一个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确定他的哪些观点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受到青睐，而哪些观点在他的著作中意义短暂。在下面的章节里，我将努力追踪柴尔德较为重要的观点在他学术生涯中是如何发展的，并依此来确定这些观点的长远意义，以及它们在不同时期里的相互关系。
最后，我试图对柴尔德著作仍能对考古学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做一评价。这需要仔细厘清影响柴尔德最后思想的那些原则，以及我认为是最成熟的状态。他的后期思想没有详细地应用于欧洲史前史的特定问题，这掩盖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然而在此时，柴尔德发展出一套十分完整的概念，从许多重要方面预见了1960年代初以来在美国兴起的新考古学的一些原理。但同样十分明显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应与盲目信奉政治教条相混淆），令他采取了与新考古学直接相悖的立场。而这对于什么是考古学或它应该怎么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点仍然是柴尔德思想争议尚未探究的领域，并仍然是对考古学的一项重大的挑战。
（本文摘自布鲁斯·G.特里格著《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何传坤 、 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