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0年到江西工作以来，我走遍了江西所有的县域，对这方水土优美的自然风景与悠久的人文历史感情日升，对景德镇作为江西特色独具的历史名城的发展与涅槃新生多有期待。作家、学者胡平先生，我此前知道他的作品以关注历史、思想深刻而广为读者称道。此次他以贴近现实与脚下热土的赤子情怀，深入调查，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瓷上中国》。作品将景德镇置放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以及工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维度中来考察，既展示了景德镇瓷业、瓷文化的辉煌历史，更对其当下探索求变的现实以及无限可能的未来进行探讨与呼吁。我能深切地感受到这本书的分量，感受到作者炽热的现实情怀、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深沉的建设性思考。我把这部优秀作品不仅当作四千万江西父老求变求进的强烈心声的代表，更当作推动我们做好工作的一种鞭策与镜鉴。记得洪迈的《容斋随笔》中曾记载，北宋的浮梁县令许彭年为政清廉，从不以权谋私购买瓷器。高中状元、后来官至吏部尚书的浮梁人彭汝砺因此写诗揄扬：“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否。父老年叹息，此事古未有。”景瓷如美玉，这是一种巧夺天工、千古惊艳的工艺创造，更喻示与象征着一种洁身自好、不以官射利而为民造福的精神。每读至此，我不免由物及人，油然生出一缕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对天地造物的感恩与爱惜，也更明白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借阅读《瓷上中国》这本书的机会，写下以上感想，权作为序。
浩渺苍穹下的璀璨巨星—《江西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系列》序
对于江西历史文化之繁盛与文化名人之频出，我经历了一个由疑到信、由纸上感知到实地认同的过程。
少时诵读《古文观止》，念到唐代王勃的千古名文《滕王阁序》，对于其中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雄州雾列，俊采星驰”等佳句，总以为那不过是才子王勃接受地主盛情款待之后的客套之言、觥筹交错间的答谢之词，当不得真，所以一笑置之。及至读书稍多，翻看广为传颂的中华文化经典，我发现自己的目光总是会碰到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汤显祖等等文化巨人的名字。他们或开宗立派，或登峰造极，建构起了中华强健雄浑、源远流长的文心学脉，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为华夏文明的进程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而最让我讶异的是——他们都是与我的家乡湖北一江之隔的江西人！有时，江西老表甚至一改他们惯常的低调，抑制不住地自豪宣示自己的“济济多士”。如宋代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就曾得意地说：“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南宋的李道传给前辈杨万里作谥告，开头就说：“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他怕别人狐疑，干脆列出证据：“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殿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辞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此外还多有“人物之盛甲于东南”等等说法。你会说，这是宋代这一特殊时期的文化涌喷现象吧。实则不然。即使到了常常被人们认为衰败、落后的近代，江西亦有其光采夺目之处，如詹天佑、陈寅恪、傅抱石、邹韬奋、胡先骕等。1948年4月，当时的学术圣殿——国立中央研究院严格推选出中国第一届81名院士。当年9月24日，学术大师胡适先生在日记中以列表的形式统计出“各省分配”表，其中江西仅次于人文渊薮江浙与风气渐开的广东，位居第四，达7人之多。而对于自己的老家安徽，胡适则幽幽地表达“只有我一人”的遗憾。2010年，我有缘来到江西工作，对江西古代风流辈出的特点，则更是由原来的纸上认识，深化为实地的切身感受。因为分管文化与旅游，我得以走遍了江西全部县域。在广袤的山川大地间行走，经常邂逅古代文化名人的旧居故地等等与他们密切相关的文化遗存。千载之下，流风所及，这些文化先贤，仍然给江西大地以深远的人文影响。山川秀美，人才辈出，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悠久的人文历史相得益彰，用“钟灵毓秀”一词来形容江右大地，再贴切不过了。江西向来与楚相联，我这个楚人，足之所至，日久情生，由了解到感佩，不能自已，对江西这方土地的历史人文，日益生出无上的敬意与温情。
关于江西群星璀璨的文化名人现象，研究的大方之家极多，成果宏富。有两点，我以为值得特别指出：
其一是，江西古代文化名人存在集中涌现的现象，出现了诸多典型的家族与群体。这并非偶然，而有江西地理与历史方面的原因。江西自古就被称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江西这方“形胜之区”，成为中原文化南下进程中理想的人文沉积区。自秦汉至赵宋，江西这方温润、开放的土地，至少接纳了晋室衣冠南渡、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文明南迁、宋代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等多次南迁的精英文化族群，吸纳外来先进文化而加以本地教育的孵化与沉积，以至于哺育出了诸多文化世家。因开放而创造，这值得我们关注，更给了我们诸多来自历史深处的启示。
